中国人饱受盐专卖弊害之久远，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。管仲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能干的臣子，他辅佐齐桓公称霸春秋，为孔子所赞扬。从经济政策上，管仲却是不折不扣的国企爱好者，食盐也是政府最早垄断的行业。

汉朝刘向编撰的《管子》被认为是一部记载管仲言行的书籍。齐桓公和管仲讨论富国强兵之策，齐桓公主张加强税收，对树木牲畜人口征税。管仲则说，“唯官山海可耳”。所谓官山河，“管山海”而已。古代民众生活所必需同时又难获取的两种商品，一样是铁，另一样是盐。

此前盐铁都由民间开发，官府征税。征税成本高且税痛感强烈，容易引起反抗。管仲主张官府将盐铁揽为己有，垄断售卖，以此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。民众不容易发现这项剥削，所谓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，利不用竭而民不知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第二次见载于史的食盐专营是汉武帝时期。汉武帝为打击匈奴筹措军资，或许同时为了打击地方诸侯豪强的势力（例如吴王刘濞叛乱凭据的就是地方盐铁财富），汉朝实行盐铁专卖。汉武帝死后，盐铁专营受到贤良文学人士的质疑。经过一场经济大辩论，官盐制度废除。此后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乱，食盐专营偶有实行，不过占主流的还是盐税。安史之乱前，唐朝的盐价长期维持在每斗十钱的水平，实行官盐制度后，价格倍涨，三十年间上涨到每升三百钱以上，民众苦不堪言。

明清两代，那些在官府特许的盐商们聚敛了巨量的财富。负海盐之利沟通南北的徽商和淮商，卖运城盐出入长城内外的晋商，“川盐济楚”的自贡盐商，都是极一时之盛。这些商人的兴起既有地域之利，更主要的是获得官府特许经营。

在云南、贵州、江西、福建内陆这些远离产盐区的地方，则有大量行脚的私盐贩子在奔波。考察川滇黔内陆各省的民歌，会发现有很多《背盐歌》《扛盐歌》，这些遗迹对古代盐贩的艰辛生活有生动的描写。渐江和江西农村曾有“扛私盐”的旧戏，多是演绎盐贩的江湖事迹。